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：在最后的日子里
编者按：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，全党、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！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，“思想火炬”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“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”，陆续刊发一些领导、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，今天是第十六篇，我们推出的是曾任毛主席卫士，理发员周福明的文章。
毛主席离开我们整整十七年了。十七年来，我丝毫没有减弱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。
1959年12月26日，毛主席66岁生日那一天，我在杭州有幸第一次给主席理发，主席对我还比较满意，就把 我带往北京。先是做主席的理发员，很快又当卫士，负责主席生活管理的工作。直到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我在 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个春秋。与主席朝夕相处十七年，要讲的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尽。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。借此 之际，我想主要谈谈主席晚年最后日子里一些情况，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不尽思念。
进入1976年，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、憔悴。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、看书，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，导 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，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。如果没有人搀扶，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，走路就更不用说了。主席不仅行动不便，说话也很费劲，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。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，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。
1976年5月27日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，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 起，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。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，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。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。
毛主席病情恶化以后，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，由北京、阜外、三O一、三O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 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了特别治疗，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。医疗小组的成员，都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。他们的心情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，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，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。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，通过监视器，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，发现问题及时抢救。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。
在主席病情恶化前，每次吃饭都是由我为他送饭、开饭。可这时的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，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，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，导致心脏的不适。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，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，精心地为他老人家配制的。鼻饲的管子一直在主席的鼻孔下插着，护理人员隔断时间把食物往管子时注入一次。
汪东兴等中央领导，都轮流到现场坐阵，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，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。许多工作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插不上手，但卫士值班仍照常进行，我们没日没夜地为配合医疗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。
毛主席躺在床上动不了了，鼻子同时插着氧气、鼻饲两根管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。他批阅大量文件，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，竭尽全力地为党、为人民继续操劳。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不知疲倦地，忘我地工作着。我时常看到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。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，嘴唇发紫，浑身全是汗淋淋地，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。我心里很难受，真想劝主席您喊一声吧，您叫一声吧。可我们的主席从来也不喊，从来也不叫，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。他以顽强、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。
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，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，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，积 极与医务人员配合。他总是说：我没有什么感觉，不要紧、慢慢来。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：“我行医凡四十年， 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，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。”
“书”仍与主席为伴，不过主席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，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“武器”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主席不停地 看，自己举不动了，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替他举；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，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。只要一息尚存，他就继续看书、学习，直到生命的终结。彻底实践了他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壮语。
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，还有各种字帖。二十四史是大字本，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。我到主席身边后，看主席读这套书，有的起码读过十遍也不止。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，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，看起来眼睛也感到不那么费劲。当时送主席阅看的文件，事前都要由秘书局和部队的同志把铅印件抄成大字。
主席的生活习惯历来怕热，他一年四季不盖被子，铺着凉席。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，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，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。特别是进入6月，天气逐渐地转入夏季，更觉得炎热难耐。一天，躺在床 上的主席实在感觉闷热难忍，我们想有什么办法把铺的凉席换一换。张玉凤想了个主意，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主席抬起，自己赶紧去换床单下铺着的凉席。主席的身体刚一离开床，凉席还没有来得及去换，主席就昏了过去。肺心病最忌讳动，这次搞得很紧张，惊动了华国锋。怎样替主席换凉席成为一件大事被提到日程上来。我们动了不少脑筋，想了不少办法。经过反复考虑、研究，最后采用“换床”的方法。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。
新做成的床长220公分，宽140公分，比双人床小，比单人床大，木质的床头，所不同的是它还带有医院病床的 功能，称它为“治疗床”。床底四周用四棱钢固定，床板可以升摇，床的四腿还是轱辘的，原地能够360°打转。我和警卫 战士先反复训练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们还找来了与主席体重相近的厨师进行试验。我按照主席的生活习惯，先把要换上去的床用褥子、凉席一层层地铺好，再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、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。再把它与主席躺着的床相并。而后我和警卫战士们从并床的这边，拽着主席躺着的床单，均匀地使劲，慢慢地把主席从原来躺着的床上拉到要换的床上。实践证明，换床的办法是可行的。当时华国锋也下了令：“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，通知我们到现场。没有你小周在，没有政治局常委在，这 个床谁也不能换。”以后，只要主席提出，政治局常委、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三方到位，床才能换。
1976年7月28日深夜，我没有睡觉，和往常一样在值班室里值班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突然听到大厅门窗上的玻璃 “哗啦啦，哗啦啦……”响得非常厉害，也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地震了。”在场的人都忽地一下围到主席身边。屋里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。
有位同志喊：“小周，快!主席的头。”
我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，弓下身挡住。
很快送来消息。在我国的唐山、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，刚才的一切是震中的波及。现在唐山、丰南地区仍处在余震之中。
游泳池的房屋有些是木质结构，再加上长久失修，房子比较陈旧。为了毛主席的安全，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做出决定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“二O二”。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，比较新，相对游泳池来说要安全得多。
地震后的几个小时，警卫中队的战士用担架把主席抬到“二O二”。当时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下了，抬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晓。
毛主席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么把我弄到这来了。”他搞清怎么回事后要求回游泳池。
是华国锋亲自来到主席跟前向他解释、做工作：“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，考虑到主席的安全。”
可主席还执意要回去。”
华国锋只好讲：“等地震平静下来，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。”
唐山、丰南地区的地震逐渐地趋于平静。这期间，毛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。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，主席不顾个人病重，都要亲自过问。这场地震，伤亡人数达24万多人，其它的损失难以估量。主席不禁为此而落泪。8月4日，毛主席派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，传递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、慰问之情。
可毛主席他自己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，伴随着唐山、丰南地区的余震，永远离开了他居住的游泳池。
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，思路清晰。9月8日，主席去逝的前一天。
那天主席一觉醒来，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。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，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。我闻讯赶到，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，几乎听不清。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，把笔塞到主席手中。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，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，半天才划了三个道，就再也写不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，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。我们立刻反应到，主席说得话是和“三木”有关。“主席，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 息。”我轻声地问。主席默默地点点头。
三木就是三木武夫，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、内阁总理大臣。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。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。
去世的前一天，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，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。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、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、观察、注视着。
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。没过多久，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。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。人工呼吸、强心针……，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。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1976年9月9日0时10分，毛主席与世长辞。
很快，我发现从主席的鼻子部位渐渐地变白，这是体内血液下沉的结果。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。
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，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；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；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，问饥问渴，我禁不住悲痛欲绝。
处理主席后事的工作开始了。为了要把自己与主席十七年的经历画个圆满的结局。我再三地向领导、组织恳求，希望自己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，修最后一次面。
要求一提出，我就默默地去做准备。为主席理发十七年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里如此地沉重。我打开理发工具箱，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，围布、推子、梳子、篦子、刮胡刀、……。它们并不脏，每次我用过之后都要擦净，用酒精消毒。可 此时的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拭，不知多少遍。我还特意选出几把篦子，同以往一样用棉花一把一把地梳好。
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的工具，是如此地亲切，就好象是一条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。
我默默地期待着!
凌晨三点来钟，也就是主席逝世后的三个小时，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批准。当汪东兴告诉我这一消息时，难过之极的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。
主席已两、三个月没有理发了，头发凌乱不堪且参差不齐。这还是主席病重期间，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剪的。他的胡子我倒刮过几次，很快又长了出来。
我揣着理发工具箱走到主席床过，有些迟疑了。主席安祥地躺在那里，他太劳累了，太疲倦了，我怎能忍心打扰他。
“我办我的公，你办你的公，我们互不干扰。”主席的话又仿佛在我的耳旁响起。我暗暗地说：“主席您安心地睡吧 ，我决不会打扰您。”
我弯下身子，手中的推子在主席的头上轻轻地、慢慢地来回移动。
这是我凭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。此时的主席身体都开始僵硬，更不能动了。象主席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弯着腰是理不到的。为了不打扰主席，使他老人家感觉得舒服。剃右鬓角的头发时，我干脆跪在地上，扒在床边为主席剃；剃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，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，顺着他躺着的姿式，这边扒一下，那边躺一会，稍微偏动主席的头部。
我浑身是汗，为主席服务十七年，除了第一次为主席理发，再没有象今天这样。是激动还是紧张，是悲伤还是难过，我自己也说不清，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地模糊不清。
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，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。主席适应什么热度，用手一试就知道。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，似乎变得黑了，再用篦子反复地篦，立刻显得乌黑发亮。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，擦了脸。似乎主席又精神起来。
根据领导的指示，我很快又回到游泳池住地拿来衣服为主席穿好。内外衣都是新的，是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，准备替换被主席穿破的衣服。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用上了。中山装的颜色也是主席最喜爱的灰色。
1976年9月11日早晨，我哭送主席。我同负责主席警卫的战士一起抬着老人家的遗体，迈着沉重的步履，一步 一步地离开“二○二”、离开了中南海……。
（作者：周福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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